论儒学的普适性
发布时间：2016-12-22 11:14:10 推广 来源：中国报道
(朱康有：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与传播普及委员会副主任。该文系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国际儒学大会提交的论文)
中国报道北京（作者 朱康有）“儒学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这样一个主题本身即蕴含了儒学一定程度上的普适性。作为全球化的主体，各民族和国家在相互交流乃至碰撞中，文明、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是深层次的交锋。为了解决价值观差异的死结，人类不得不多少次返回深入到支配其千百年的精神内核中，寻找历史的原典智慧。遗憾的是，当代世界主流的价值导向只是承认部分时空之域形成的知识模式，比如它认定西方近代以来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乃全人类都要走向的目标，即对任何国家和民族而言，这些内容都是普世的，甚至不惜强力推广和应用。而对于非西方民族长期以来积淀的智慧，则武断地根据物质性文明的进步标准，一概斥之为落后、封闭、反动、愚昧，认为其他文明不适合当今时代。建立在欲望、性和暴力基础上的近代西方工业化文明，就这样以其偏狭的理念，简单否定了人类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经验和智慧。
有必要区分一下“普适性”与“普世性”两个术语。前者是普遍的适用性，意味不仅在空间上亦在时间上能够“用”。其中的“适”，含有结合一定的时空、主客体条件来“用”，非简单地、机械地“搬用”。从字面意思看，后者更谓指空间的普遍使用，意味不论国家和民族，不论时代发展的阶段，皆可管用——我们从有些人惯用的“普世文明”、“普世价值”等字眼来看，似可作如此理解。吾以为，从哲学观念分析，“普适性”为与特殊性相对应的普遍性范畴的延伸性应用，价值中立且合法性强——你可以说，任何事物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为此它自有其不同于他者的个体性一面，亦有其共性的一面而彰显出特定空域和时域的“用”的存在合理性。但是，“普世性”抛弃了时域的因素、条件的选择、主客体的介入，单纯自外在强行进入，“放之四海而皆准”，则是一个虚假的概念，为此形成的所谓“普世文明”、“普世价值”亦是站不住的。我们可以说，西方近代文明有“普适”的一面，当然你也不能否认非西方文明亦没有“普适”的一面。正是立足于此，本文展开论述的儒学“普适性”便有了基石。
一、从“道”的规律性到“道义”的普适性
儒学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里可以借用道家的一句话：“以道莅天下”。我们说“儒学的普适性”，是言其“道”的适用性。这个“道”究竟在多大范围和多长时间能够适用？不但体现在人的类个体上而且也体现在整个群体上，不只是一朝一夕而且是千秋万代，以“先王”或“圣人”之言与行来表明其“行之四海”、“传之万世”而不悖谬。且不论儒学能否达到这一目标，然其胸怀的志向和境界的指向即是如此。它不局限于一己一时，其眼界之开阔、胸怀之博大，令人神往而不可及也。
自然科学常常自认为追求和探索“自然规律”，社会科学亦是自认为追求和探索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西方文明自古以来贯穿着求“道”即“逻各斯”的理念，到了近现代结出了它的“硕果”。东方文明同样也贯穿着求“道”或“理”的历程，其中自有其不可置疑的内在之“宝”，待人挖掘和发扬以适于今日。一些国家和民族的精英，往往基于其“私利”的需要，鼓吹前者的普世性而否定后者的价值，暴露出其文化帝国主义者和文化殖民主义者的险恶用心。时至今日，自然科学和工业文明异化使用的恶果，近代殖民化史、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乃至当代的霸权、强权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等事实证明，其所求之“道”之“理”的偏狭与不当，美化其“普世性”，是枉顾历史之验证也。这并不是说，我们否认另一面西方近世以来取得的积极成果及其对人类世界造成的巨大进步事实，我们只是基于另一面的后果、恶果认为，它有“偏狭”的成分而并不是“普世”的，更非是“永恒”“终极”的。即使有很多不断的“调整”，仍有局限之所在。况且，以一时一地形成的似乎很有力的“说法”，置之于人类历史长河的评判中，极可能显得可笑与片面。我们也不否认自身文明中存在着消极的因素、落后的成分，但其中的精华如果不能理解其“真实义”而众口铄金，则非但障碍认识的头脑，也绝不能发挥其功能大用一丝一毫。一百多年来，我们批判得够多了，我们抛弃得也够多了，失掉了精神家园，没有了精神自信。我们在不断追赶他者中迷失，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身在何处。我们将今人的失误和错误，强加于古人头上，非但不能解脱自己的责任，亦使问题趋于延迟解决。
曲解其内涵，不会、不能用之于当今，此乃我们今人之惜错。但殊不知，“道”还在那里，还在经典给我们的提示和启示中。这是我们仍然自信的根基。你翻开儒学的“四书五经”，就会发现，超越于利益与力量本身的束缚（西方之优势，正是奠定在现实的“利”与“力”之上，即今所说的金融与武力），先祖关于天道、人道的论述满篇皆是。从洒扫应对到尽心知性，从人道到天道，有关于形而下的，有关于形而上的。经过千百年来学人的不断筛选和史实验证，奉之为经，是因为其中所论之道之理，经史合参，确有其不可疑、不可移的真理性。以天道推演出人道，以人道归本为天道，出乎性德之自然，返乎自然之本常。此情此理，断非凡智所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修齐治平次第，内圣外王兼赅，体用俱足，万善一源。
儒学在创立之初期，即定位于人道的发明。孔子把“仁”作为核心，孟子将仁与人合一，提出“义”的原则，荀子又融铸礼法的外在规范，始将儒学的精蕴阐发披露。在个人至社会和国家的层面，摆脱了“帝”和“神”、“命”的因素，用合乎理性的方法去修身、去治国（“王道”）。抽象出来的儒学之“道”，不拘泥于一事一理，具有最大程度的普适性（“天下”）。经过后世儒者对经典的反复阐发，同时容纳吸收道家、佛家的合理思想，儒学“道”的意蕴遂又加以扩充和深度化，并能适应不断发展的外在形势需要。阐新邦以维旧命，儒学的道统命脉意识延续下来，“绝学”不绝，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深层意识。
儒学之“道”在形而下的层面，几乎等同于近人所说的“规律”。既是规律，即不能违背：守之则正常运行，违之则受惩罚。正如自然科学发现的“规律”有其适用的边界一样，人文之“道”亦有其适用的条件。这种对边界和条件的要求，并没有否定规律之道的普适性，毋宁可以认为它们乃普适性的生存“土壤”和“环境”。儒学之道正是如此。“道”不可以“悬空”和“搁置”，必须联系活生生的现实，附之于具体的人或事、民族或国家，才能体现出来。华夏与“蛮夷”身份的区分，主要不是地域的划界，而是文化的转换。虽为汉族后裔，如不能承继人伦文明之道，亦可退化为“蛮夷”；虽曾为未开化的“蛮夷”，如能将人伦文明发明广大，亦将转化为“华夏”。在东亚近代体系中，谁才是华夏文明的正统？按照上述原则，这一争论似乎显得没有必要。当儒学早已走出国门，辐射东北亚、东南亚地域，“东学西渐”，甚至影响到近代西方文明，其普适性自然不言而喻。
由“道”延伸的“道义性”，为中华儒学文化最大的特征之一。认同“道”，认为应当按照其原则去行事，是谓道义性。翻开世界伦理学史，几乎没有哪个民族能像华夏一样如此重视道义。先祖认为，即使进行战争，亦不是赤裸裸的利益掠夺与力量抗衡，这与西方历史上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历史上，以义止战、以道取胜、以理评战，从一场战争的开始到战争进行，最后到战争结束以后，伦理的制约和评价贯穿始终。受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王道观念占据了主流话语系统。与此相对比的是，以追求权力与利益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从一开始便在西方战争伦理中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从而使其总体上表现出更为重视利害的判断而不是道德的判断；在民族或国家关系上，功利主义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强调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以“圣战”或维护国家利益为“幌子”，进行赤裸裸的血腥侵略战争，表现出某种非道义化的倾向。
重视和平手段，慎用战争手段，是中国军事价值取向的一个明显特征。历代战略家无一例外地将“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作为最高战略目标。春秋时期楚庄王说：“止戈为武。”对“武”字作这样的结构分析，本身已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和平这一特征。《管子》中最早出现了“和平”一词：“致德，其民和平以静”（施之以德，老百姓就和平而安定），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认为和平本质上是消除战争的一种安定平和的状态。华夏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这与中国人历来追求和平，谋求统一的传统不无关联。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的过程中，儒家把“修身”与“平治天下”紧密连结在一起，主张走一条由“仁”而“和”的和平之路。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中国文化历史的“内生规定”。与此相关的，是西方主流战略文化对“强者法则”的推崇，以及对“暴力”与“强权”价值的认同。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古希腊军事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的间歇”的论断，成为西方对和平本质的经典论述。近代思想家尼采甚至认为：“人若放弃了战争，也就放弃了高尚的生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种具有侵略扩张传统的文字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所以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行，它依据的不只是自然界的“天演”，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明的实质。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映射的是人的动物性——这当然也具有“普世性”，不过它不能代表走向真正人的存在——后者只能是奠基在道义基础上的“普适性”。
二、从东（南）亚的普适性到全球的普适性
如果从普适性的空间维度来说，西方文明可以说大获全胜：它超出地理学意义上的局限，越过国家和民族的屏障，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裹挟中，在互联网的大肆普及推广中，至今还在不断扩张其“边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穿上“绅士”外套的西方文明，几百年来造成的殖民化灾难、累堆起来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远未得到彻底根治。不平等的国际规则、异化资本的“攻城略地”，同样不亚于血淋淋军事武力的侵占。今天，对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剥夺，手段更加多样和隐蔽。只是停留于教堂祈祷中的“原罪”意识，在国际关系中却颐指气使，指手画脚，非但没有丝毫的“悔罪”感觉，而且自认为高人一等，充满高傲的优越感。和平的本意是“和谐相处，平等相待”，西方文明骨子里的种族优越意识，本质上是反和平的，其鼓吹的“自由、平等、人权”只能是少部分人，至多是少数民族、少数国家的“专利品”。实现真正的平等任重道远。果要如此，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所谓“世界领导者”，首先即应放下身段。动辄以武力威胁或耍阴谋手段，早已丧失掉道义的制高点，遑论领导世界——若说“领导”，那就是领世人以万劫不复之地，导大众于毁灭之途。二战以后，人类长期笼罩在“蘑菇云”恐怖下的均势“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文明确实已接近“世界的末日”，根本不值得推崇和赞许。无原则的实用主义作祟，甚至挑拨离间，趁火打劫，火上浇油，无所不用其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双重标准，多重评断。自诩为“老大”，主持公道，但离其炫耀的正义和公平相去甚远。观其所做，视其所行，不是如此，又是何为？不深切反思己之所做所为，却变本加厉。这一切，皆源于“好斗式”文明的弱点；不正视这一点，目之为“普世性”，轻或是自欺欺人的怪谈，如真正强力推广，则给世界造成的乱局更大。
儒学在东亚的普适性表明，它可以和近代的新学（西学）融合得很好，并不失去自己的精华。比如，韩国在现代化中极好地吸纳了儒学的孝道，日本的企业文化将儒学“忠”的精髓诠释发挥，新加坡大力推行儒家伦理文化，等等。倒是国内部分人恨不能将儒学踏在脚底，指斥其落后和愚昧而与现代性不符。经济复兴起来之后，文化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最近几年，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从政府到教育部门，从个人到社会，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核心价值理念的认识逐渐正面化。把传统文化提高到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即“中国梦”的宣扬，对中华文化从社会价值观特别是道德价值观的定位，将迎来儒学“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换”的再度辉煌。
其实，儒学作为世界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认知。儒学的当代复兴，除了经济复兴带来的民族文化自觉复归意识原因之外，还有就是全球化的国际环境的召唤。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相处中，缺少一种可以协调不同文明关系的国际理念——西方文明的“丛林规则”仍然“绑架”着国际社会。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主张，倡导“合作、共赢”的旗帜，最鲜明地体现了人类走向21世纪的新要求。这一主张和旗帜，实际上是中华儒学“贵和”文明的现代表达。人类世界要生存和发展下去，不能不摆脱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中的“零和博弈”、“均势”理论与实践，不能不摆脱大国复兴的历史“魔咒”和“怪圈”。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视作是一种新的文明的复兴——它不只是简单的“生态文明”，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更重要地它或许是中华民族历史内含的广义“有机文明”的复兴——不能以消耗过多的物质资源和能耗为环境代价（否则只是区域的昙花一现），不是以满足人的无节制的自私欲望消费为发展的动力（否则必然引起竞争和冲突）；发展不是物质文明的“堆积”，而主要是人性的进步和精神的提升。
儒学在满足现代人精神需要、解决现代性问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资源。比如，它的以仁爱为核心的理论架构，以和谐为功能的“礼用”之说，恰恰是弥合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最好的“粘合剂”；它提倡做人层序的进步依次展开体现为凡人、贤人、圣人——其中主要是精神境界的进化，与人于己、安身立命、生死归宿皆有次第着落。尽管儒学对象性知识层面的东西可能不多，但它所浸染的人伦教化洋洋大观，煌煌烛明。现在有人认为，儒学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熟人”机制，处理当代工商社会的“陌生人”需用西方的“契约”规范。其实，我倒觉得，儒学把处理亲近关系推演后，更显得富有人情味和亲和力。尤其是它将“信”作为做人和交友的信条，在父母与儿女、上级与下级、个人与众人等复杂人际展开中，有一系列的对等义务和责任。一个富有儒家情理的社会氛围，并不是冷冰冰的法的“原子式”孤独关系；人们皆重视自我修养和约束，博文约礼，一定处处充满着浓厚的人文情致、人道关怀。
三、从历史的普适性到当代的普适性
如果从普适性的时间维度看，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无疑不亚于古希腊的文明。连续不断的五千年文明史，其顽强的生命力、凝聚力得到了历史的反复核验，为他者提供了绝好的生存和发展例证。几近两千年作为正统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价值观，经过一代代士人的阐释解读，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正如上文指出的，重视和平，保持相对的稳定，就使中华民族的长期稳步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尽管近代遭逢一百多年的外辱内乱，但不能不承认，我们至今坐享着千年文明带来的“红利”。
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受近现代长期批判史的影响，绝大部分人可以说丧失了文化自信——不但没有自信，而且将其“污名化”，充斥教科书和占据头脑的即是简单的“封建、落后、专制”等字眼。数典忘祖，隔断“母体”，甚至以呵儒骂祖为荣，喊出“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不伦不类的口号，动不动就将错误、失误归结到老祖宗头上，如释重负，推卸责任，好像今天的我们都是石头缝中跳蹦出来的。需知如果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任何一个“环节”断档了，就没有肉身的我们存在。几代人身上传统的影踪几乎荡然无存，连最基本的国学知识都无从了解。不知对象为何物，就根本谈不上对之敬意。有学者用现代的系统方法证实，中国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很难打破——殊不知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看，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还有人用“农民起义——坐上皇位——农民起义”的简单历史周期和循环，概括整个中国社会演变，否定其进步和发展。将所有历史人物都贴上阶级分析方法的标签，进行归类排队；把任何观点纳入西方唯心唯物、形而上学辩证法的套路，肢解古人精辟的见解。文化史上的拨乱反正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非如此，民族的自信心何来？自豪感何来？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一个忘记了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失掉了自己的“魂”和“根”。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言下之意，恢复我们正确的历史记忆非常重要。“辉煌”增进自信，“屈辱”令人奋进。历史的存在及其合理性是普适性最主要的“证据”。用几千年的文明与几百年的文明相比，用几百年的文明与几十年的文明相比，哪个更有说服力？结论自然不言而喻。人的肉身局限性就在于眼光只是盯在当下，不愿去用头脑做深入的理性分析，偏激和偏执造就了很多人只看到横断面看不到历史的纵剖面，只看到虚假繁荣的表面而看不到血淋淋的本质内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以凡人之思虑圣人之思，肤浅的理解极大歪曲了圣贤的本意。
历史的普适性当然不等于当代的普适性。道不远人，人自远道。历史的普适性，是由于从精英到民间、从制度化到民俗民情，认同并注重在社会生活中去践履和实证。当代的“非普适性”，是由于从精英到底层、从社会到学校不但不提倡，甚至在一些极端时期不时地拿出来批它几下、跺它几脚。知行分离、两面人生、外荣内腐的现象大量存在。有时候不打破便不能进步革新，但要看打破的是什么，还应放到历史的长河去检验。一时的痛快可能带来的是长久的伤痛。附加在历史上的尘灰过于丰厚，以至于历史的真实面目反而被掩盖。历史无法为自身去辩解，只待后人去为它拭去蒙尘、抹去眼泪。无论是历史的经验，还是历史的教训，沉沉往矣！道不弘人，人能弘道。为谁纷说？逝者往矣，留待今者己也荷负重担。在一个思想文化自上而下推动的氛围中，幸时逢位高者大力倡导，吾辈当跟得上这一良苦用心，真正解放思想，厘清模糊认识，内外俱动，推动进展。如不能采取大规模的有效措施，仅停留于行政口号层面，很可能时过境迁，烟消云散。没有为儒学创造一个“适用”的环境，它就从学者的殿堂上很难走下来，从博物馆的展厅里很难出得来。目前，倒是民间的资源较为活跃，也更为大胆；巨大的政府资源谨慎展开，教育部门确定了计划：如是稳定地上下联动，儒学乃至传统的有益教化有望慢慢展开。冰冻三日，又遇外来文化冲击，险途重重，知障屏隔，需要耐心恒心。历史的普适性为当代的普适性不止是提供了佐证。当代是历史进化的结果，其正常的、合理的状态一定是容纳了历史的精华。
贯穿从历史到当代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早期《尚书》在论述天下之大政时，反复强调“德”在朝代更替中的作用。我们从孔子著《春秋》“微言大义”的评判中，可以发现儒学伦理的精髓往往即蕴含在对一件事理、一个人物、一个行为的简短字眼里——或褒或贬，映射出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影响到后世的价值选择。中国传统史学承继了孔子开创的这一“笔法”。所以，我认为史学的精神并不完全在于它的“求真”，客观地、忠实地记录历史事实，而重要地体现在它的谨慎评判上。司马迁讲自己著《史记》是为“究天人之际”，此“际”吾以为不只是事实之“真”，还有行为“善”的边界含义在内。从周易的经传开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观，就深深地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亦深深地影响到史学家的世界观。支配大多数人信念的，简单地说，就是俗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种信念与周易所说的道理一样，并不一定是“当下就报”的因果观：它承认因果的复杂性，甚至与佛家的“三世因果”（实质是多世因果）极其相似。清乾隆年间，彭希涑居士有感于诸多阐发因果道理之故事多杂引稗官小说，不足以征信于世。于是遍阅“二十二史”，从中取事迹感应显著者，汇录而成《二十二史感应录》，由于系正史事实，最具说服力。此等感应，非“命”所定，乃善恶之因果流转。推而广之，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亦是其造善为恶之结果。自命自造，因果自负，切勿怨天尤人。这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决定论”，既不同于归结为物质生产方式的最终“推手”，亦不同于离开人自身的精神动因论，毋宁说它是一种贯穿从动机到行为实施、完成的善恶决定论。儒家学说，也包括道家和佛家思想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皆信仰善恶因果论——此亦为前文所说的“道义”普适性作了一个最佳注脚和说明。如果释“道”为规律，那么它就是善恶的因果决定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逃不过这一“铁律”。昨天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今天的状况；今天的所作所为又为明天的结果埋下了伏笔。我们必须战战兢兢，戒惧恐慎，为自己的言、行、思负起责任，减少未来“偿还”的代价。
人类能够借鉴的最大经验乃是自己的历史。把历史看作“婊子”也好，把任何历史都看作“当代史”也好，背后都是人自身想从中获取点什么，折射、映像出我们今天的需求。在当今“世界历史”整体演化中，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相互融入，既要保留和吸取人类文明的共同智慧遗产，又要冲破各自历史哲学中单向度的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束缚，走出唯自己国家利益是尊的封闭圈子，携手发掘出符合道义和善性的价值观引领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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