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河津的教育传统

河津市是山西省运城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地处汾河与黄河交汇之处，古称龙门，是传说中的大禹凿龙门和鲤鱼跃龙门之地。面积593平方公里，2023年末人口39万余人，从面积和人口来说只是一个中等偏小的县级市。然而或许是地处黄汾交汇之处，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发达，这里历史悠久，人文积厚，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有先民集居，商王祖乙曾迁都于此，晋国宰相郤缺曾与妻子在此耕作，留下了相敬如宾的动人故事。河津的历史文化名人还有太史公司马迁、孔门高足卜子夏、隋末大儒王通、唐朝诗人王绩、唐朝诗人王勃、大唐名将薛仁贵、后蜀宰相毋昭裔、明代大儒薛瑄、辛亥革命山西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民国时期的山西大学校长李亮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董其武等。在河津老城 “学宫”之内的明伦堂曾挂有一幅楹联：莫谓人弗杰，周卜子，汉马迁，隋传仲淹，明表敬轩，那几家硕士高贤，洵足接千秋道统；漫言地不灵，东虎岗，西龙门，南来飞凤，北仰卧麟，这一带山清水秀，亦堪壮三晋观瞻。这幅楹联集中概括了河津的人文地理。

人们常以鲤鱼跃龙门比喻人才辈出，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河津与中国的教育事业从古至今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历史上先后有春秋时期卜子夏西河设教、秦末黄石公汾北寨设教、隋末王通河汾设教、后蜀宰相毋昭裔四川印书、金代宰相李复亨家乡设教、明代薛瑄南书院设教、民国周自道南书院设教讲学、民国时期，前清拔贡李天培李家堡设教等，形成了一脉相传的浓厚的兴教传统，传播了中华文化，培养了许多治世贤才，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就了一段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最早是卜子夏西河设教，又称子夏传经。参考卜氏后人卜丑年《子夏西河设教 中国文化史上的深刻烙印》一文，卜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公元前508年生，晋国温邑（今河南温县）人，15岁投师孔子，周游列国，为文学科高才生。公元前475年，孔门高足卜子夏受魏文侯父子之聘，来到西河设教，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

卜子夏继承、创新、发展了孔子教育思想和方法，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不论出身，不论贫寒，不论地域和国度，广招弟子，培养出大批人才，形成人才济济的西河学派。著名的弟子有战国时期在魏国变法的李悝、军事家吴起、段干木等。李悝任相，贤达善治，发展农业、严格治吏，奖励耕战，总结各国变法经验，编写《法经》，以法治国，成为法家鼻祖，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律的原则和体系，他的法治思想直接影响到秦国商鞅变法。《韩非子》一书汲取李悝《法经》精髓，成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吴起任西河守，在魏27年，百战百胜，为魏“僻土四面，拓地千里”。他又是杰出政治家，入楚任令尹，辅楚悼王变法，采取“明法审令”，使楚强盛；段干木精于商贸，成为道家人物等等。

在浩瀚的中国文化史上，卜子夏全面、创新性地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取得巨大成绩，这不仅与子夏个人才能、经历、知识积累、史料积累有直接关系，也与他当时的政治、学术、经济地位有必然联系。子夏为魏文侯师，政治上受到极高尊重，学术上因“魏文侯最为好古”，给子夏的教学研究工作全力支持和帮助，因此子夏定下心来，系统地为经书写序作传，是孔子六经的主传者。卜子夏对儒家文化传播的主要贡献有：

发明章句。《诗》《书》《礼》《乐》《易》《春秋》，经孔子删定撰写而成孔学经典，然而这些经书并未分段，分句，加标点，也未作注释，这十分不利于孔学的发展和流传。“章句”就是章节和句子，在西河设教，为使学生能读懂六经，便于教学，给经书分段分句加标点，并对文义加以解释，对《诗》加序，极大地方便了后人对经书的阅读与理解。

为“诗”作序。《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孔子加以选择整理校勘。卜子夏是孔门弟子中学《诗》最优秀者，西河设教，他认为老师整理的《诗》仅能诵、弦、歌、舞是不够的，学《诗》应先理解内涵，掌握要点，他不仅加了标点，还在每首《诗》前概其要义，以解词为主，以史证诗，写了小序，在首篇《关雎》下写了《诗大序》，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体裁和表现方法。

卜子夏是学习传播《尚书》的高才生，《尚书》又称《书经》。卜子夏直接听受了孔子关于《书》的讲授，同时子夏传播发展了《尚书》。

卜子夏作《仪礼·丧服传》。《丧服传》是子夏对孔子礼学的一大发展。两千多年来，人们遵从这一规范，在治丧中有规有序有礼，是十分有利于家族、亲属、邻里、朋友、民族团结的礼仪。

为《易》作传。《易》为上古流传的卜筮之书，周称《周易》。孔子曾学《易》,并对《易》进行加工整理，使之成为六经之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大。刘宝楠《论语正义》：“孔子五十学《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传是学。”子夏易学著作，依西晋荀勖说，“《子夏易传》四卷”。

作《春秋》三传。子夏直接参与《春秋》创立，对《春秋》有独到看法，在西河设教以《春秋》为教材，培养学生，是研究《春秋》学术的领袖。

卜子夏西河设教第一个将孔学文化传播到黄河流域，与晋南古中国文化相结合，促进了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促进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进步。他的思想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而永远流传，古人称子夏为“文学宗师”、“经学鼻祖”。汉武帝推崇子夏“大一统”观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玄宗封子夏为魏侯，宋真宗封其为河东公，南宋度宗封其为魏国公，历史上子夏作为十哲之一，一直从祀于孔庙。今人称子夏是“传统经学与史学的奠基者，培养出一代社会改革家的导师”，“传播儒学的旗手”。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盖近世所传五经，皆出于子夏，子夏之于吾国文化之关系大哉！”他的不朽业绩与光辉思想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古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复旦大学将子夏“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作为百年校训，联合国将“四海之内皆兄弟”高悬于总部，成为世界人民追求维护持久和平的名言箴语和崇高目标。

卜子夏西河设教虽已近两千五百年,在河津仍有遗迹、遗裔存留沿续于今。

子夏山。《水经注》称为三累山或子夏陵，当地俗称三重梁，北起龙门山下，南至今苍头村，呈西北至东南走向。

子夏石室。按《水经注》中记载有四孔，位于今清涧湾口正西黄河岸边，据老船夫卜全才讲，其中一孔石室口朝西南，宽六丈余，高丈余，深两丈余，其余已没于泥沙，后三门峡大坝截流，已全没于泥沙中。

子夏庙、卜子夏祠、卜氏宗祠。子夏庙，据《水经注》记载，位于子夏石室旁，已没于河中，战国初年由子夏弟子所建。卜子夏祠，原位于子夏墓北，汉代由哭子镇卜氏族人所建，毁于元末明初，东辛封村西子夏祠是明代重建的。卜氏宗祠，又称卜家祠堂，位于清涧村卜家巷，汉代由哭子镇卜氏所建，历代重修重建，拆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子夏墓。位于古皮氏邑正北五里，东辛封村东一里。卜氏后人在墓地修建了碑亭，碑亭石刻：“二千年教泽长流，莽莽神州，道统固应在东鲁；七十子门墙并列，彬彬文学，师承今尚说西河”。子夏后裔。世代居住在清涧村、东辛封村，两村今有卜氏300余人。

哭子镇。子夏因子亡，哭而失明，所居地人称哭子镇，隋大业五年后改称清涧村，今村中有卜家巷。

目前关于卜子夏设教的西河地理位置有4种说法：一是在今河南古黄河与济水相交的安阳一带；二是今陕西合阳一带；三是今汾阳、孝义一带；四是今河津沿黄河的清涧一带。

本人认为古代设教一般为流动教学，子夏先师也有可能在上述地方短暂教过学，但主要讲学地在今山西河津。

黄石公在河津汾北寨设教（汾北寨后为纪念黄石公改名黄村）。

据柴乃池先生《河津黄村村名来历》一文，河津汾北寨相传建于商朝中叶，三千四百年前的汾北寨，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城郭，仅存扼东西驰道（官道）的东西寨墙和寨门，以及北楼门与小东门，没有南北寨墙，北依二郎崖作为天然屏障，南临汾水，拒人通行。而东西寨墙伸入河中， 在河中西寨墙入河尽头，筑有将坛，扼控河汾。东西寨门历史上多次重修，直至 １９７４年才被拆除，寨墙残垣迄今仍存。经西周至东周春秋末期，孔子门徒卜子夏（公元前 ５０７年至公元 前 ４２０年）曾来西河设教，建塾“汾北寨”（见“三贤祠碑抄”）。从此 “汾北寨”成为学者设教传道、授业的地方。战国末年，下邳（今江苏邳州）人黄石公（公元前 ２９２年至公元前 １９５）享年 ９７岁。他原名魏辙，在秦国昭襄王 ４６年至庄襄王 ３年（公元前 ２６０年至公元前 ２４７年）担任大臣，后因与秦始皇父亲政见不合， 挂官出逃。黄石公在公元前 ２４６年至公元前 ２２１年，隐居邳州黄华洞教书；由于人们不知其真名实姓，故称为黄石公。公元前 ２２２年，黄石公在下邳桥下与行刺秦始皇未遂，隐居在下邳的颍川城父人张良（西汉开国重臣生于公元前 ２５０年，卒于公元前 １８６年）相遇，一见如故。黄石公说：“孺子可教”，遂赠由他著的《黄石公三略》、《太公兵法》和秘诀 《素书》（人们称为天书）与张良。张良如获至宝，昼夜苦读，熟能成诵。其后投奔沛公刘邦，以此策辅佐沛公灭大秦而败项羽，于公元前 ２０６年建立了西汉王朝。张良协助刘邦制定治国方略，决定分封新政。待国家安定后，他坚辞国师，要入山寻老师黄石公，刘邦劝留不住，他焚栈道而入深山，一去不返。刘邦尊张良而敬黄师，在全国建祠纪念，道教也尊黄石公为神，排位在黄帝与老子之后，是道教的创始人之一 （详见《史记·留侯世家》）。秦王政 ２６年（公元前 ２２１年）秦始皇一统六国，行文郡县通缉黄石公（魏辙）。黄石公于公元前２２０年北上黄汾，在汾北寨隐居十年，为了避人耳目，他在二郎洞设塾教书。对儒、法、道学说的传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汉高帝十年（公元前 １９６年），汉承秦制，将耿乡改为皮氏县（今河津），汾北寨人始知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就是在其村教书十年“老道”。于是村民与黄石公的学生在村中心大道北头，坐北向南建一黄公庙。同年改汾北寨为黄村，在黄村所建的 ２０多座庙宇中，村中只有黄公庙一所，其他庙宇均建于村外。由此可见村民对黄石公的敬仰。

黄石公的学问在河津一带代代相传，终于在唐朝传到了大唐名将河津黄村人薛仁贵的手里。经山西省河津薛仁贵文化研究会会长柴乃池先生结合出土文物对薛仁贵生平进行过多年考证。薛仁贵生于官宦世家，出身于龙门一带望族薛氏家族，其六世祖为南北朝悍将薛安都，十五岁前家境尚好，他从幼年进大黄村义塾读书，拜黄石公后生为师。熟读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还通读《兵法统要》、《三略》、《三鉴图》等兵书，对《道德经》和《周易》格外喜读，并有独特见解，从青少年时期就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他通晓天文，黯熟地理，洞察人和，爱国亲民，这是他以后成为一代名将的主要内部原因。薛仁贵不仅武功高强，而且熟读兵书战策，深得黄石公真传，著有《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言简意赅，见解独特，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名将，为保卫大唐江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称为一代战神。

隋朝末年，大儒王通在河津黄峡山白牛溪设教，留下了河汾门下的美名。

河津市僧楼镇东北的黄峡山白牛溪是隋末大儒王通设坛讲学的地方。黄峡山白牛溪俗称寺沟，因此地原有永兴禅寺而得名，永兴禅寺毁于明朝嘉靖大地震。（最新的研究显示寺沟是王通的主要讲学地，王通当时是流动讲学，除在河津讲学外，还在附近的稷山、新绛、万荣一带讲学）。但当今世人对王通在儒家的地位及其思想的伟大意义还认识不足，对王通思想及其开创的河汾门下与大唐盛世的关系还缺乏研究。

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号文中子，隋朝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人（通化镇原属河津，1970年代划归万荣县，），著名教育家、思想家。王通从小受家学熏陶，精习《五经》，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可以说王通是儒家中仅次于孔子与孟子的人物。王通的六部著作:《续书》、《续诗》、《元经》、《礼经》、《乐论》、《赞易》，在唐代就全部失传了。只留下他的弟子姚义、薛收编辑的《文中子说》。

传说王通15岁时便开始从事教学活动，18岁时有“四方之志，游历访学，刻苦读书“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学问大有长进。隋文帝仁寿三年（603）考中秀才后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上《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深得文帝赞赏，但下议公卿时却被冷落排挤，遂作《东征之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心情。此后，虽被任命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但不久便因对朝廷失去信心而辞官归乡，只将兴王道之志付诸于续述《六经》和聚徒讲学的文教事业上去。回乡后，王通首先确定了续述《六经》的计划，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以著述和教学来为弘扬儒学作贡献。就这样，王通用了九年的时间著成《续六经》（亦称《王氏六经》），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等，共80卷。

王通说其撰著的目的在于“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在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统一之时扯起振兴儒学的旗帜。《续六经》完成后，王通名声大噪，求学者自远而至，盛况空前，有“河汾门下”之称。不仅及门弟子多达千余人，还结交了许多朋友和名流，其中学生薛收、温彦博、杜淹等，友人房玄龄、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均为隋唐之际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王通教学，分门授受，“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通过“通学”和“兼学”两种形式，培养出一大批各色人才，为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学术的繁荣提供了注入新鲜内容的儒学理论。

王通教学主要以明“王佐之道”为己任，希望能在魏晋动乱和儒学衰败之后能重振孔学，为儒学在隋唐之际的恢复与发展作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其去世后，众弟子将他奉为“至人”，称“王孔子”或“文中子”，后世更有“河汾道统”之誉，充分地肯定了他在隋唐儒学变革和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王通在讲学中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在自然观上，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及后来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抨击，在一定程度上使汉代以来神学化的儒学向理学天理论转变，成为“前理学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一个时期，其中西晋末年发生的五胡乱华是中国历史上遭遇的最惨痛的经历，几乎使华夏民族陷于亡国灭种的境地。这一时期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愚弄百姓，有意篡改和曲解儒家经典，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官员士人崇尚空谈，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王通深刻地洞察到这些现象，认为只有重新恢复儒家思想的本义，并通过发展教育来培养大量人才，才能使国家的发展走上正道。因此他编写成《续六经》并设坛讲学，培养了大量栋梁人才，可以说为大唐盛世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储备与人才储备。大唐盛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因为较好地实践了孟子的“民为本，君为轻，社稷次之”的儒家本义才得以实现的。从这一点上来讲，王通是成功的，他的努力没有白废，他最终通过他的学生实现了自己的通过改造世道人心，从而改造社会的理想。“河汾门下”的一大特色是培养了房玄龄、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温彦博、杜淹等一大批治世贤才，可谓是门罗将相，为贞观之治与大唐盛世奠定了强大的人才基础，正所谓“河汾六经论，道贯李唐三百载，将相八鼎力，主宰贞观数十年”。

后蜀时期，毋昭裔在四川印书。

毋昭裔为山西河津通化镇人（通化镇后划1970年代划归万荣县），少年时即博学多才，卓有见识。后蜀高祖孟知祥，曾为后唐太原尹、北京留守，镇守今山西地区，大约在这时，毋昭裔效力于孟知祥麾下。后蜀明德四年(937年)，孟知祥去世，其三子孟昶继位，是为后蜀后主。后主广政三年(940年)．毋昭裔受命主管盐务，不久又位兼宰相。毋昭裔自幼家贫，在艰难的条件下求学苦读，深有所感，立志要发展教育事业。酷好古文，精于经术，极嗜图籍，致力于藏书。据王明清《挥麈录》记载，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初学记》等书籍，其人面有难色。这件事对他印象很深，他叹道“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少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他发誓：“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以遗学者。”

居后蜀宰相高位，毋昭裔拿出上百万家产，刻立石经，雕版印刷《九经》，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私人大规模刻印儒学经典著作的先例，为我国经典文化在西南偏远地区的传承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唐末战争频仍，四川地区“学校废绝”，社会教育事业濒临危机。后蜀孟昶广政元年（938年），毋昭裔命张德钊用楷字书写，上石雕造儒家经典《九经》，立于学宫，作为天下人读经的范本，同时还续刻了《公羊传》《谷梁传》《孟子》使之成为十三经，《左传》直到北宋时才补刻完成，成为“蜀石经”。在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偏安一隅的西蜀小国，却完成了儒家经典上石刊刻的庞大工程，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壮举。毋昭裔还征得后主孟昶的同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程，“镂版印《九经》”。中原五代自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始，由国子监校刻《九经》，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镌版完成，长达22年之久。而毋昭裔偏安西蜀，用较短的时间也能完成《九经》雕版印刷的巨大工程，确实难能可贵。他把兴学立教与雕版印刷《九经》同时进行，两者并举，故收到了“由是文学复盛”的效果。蜀地风潮影响全国，与前后蜀同时代的后唐政权由此组织对儒家经典进行大规模雕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由政府刊刻的官版书。此后，毋昭裔又叫门人句中正、孙逢吉等印行《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以备诗词作者检阅，《文选》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为了保证刻印的质量，他还将书写与雕刻分开，变成两道工序，由名家书写、精工雕刻，打破了以往文人轻视印本书的习气。毋昭裔也被誉为“后世家刻之先驱”。广政二十八年（965年）宋灭后蜀，毋昭裔所刻的书版，由儿子毋守素献给了北宋朝廷，此后一再印刷。宋代刻本继承了这一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本之精”是以蜀本为基础的。

金代宰相李复亨在家乡河津光德村设教。

李华（？-公元1218年），又名李革，字君美，金代河津光德村人，金大定二十五年考中进士，金贞祐四年，任参知政事（宰相之职）。金兴定二年知平阳府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是年十月十五日，平阳城被元军攻陷，李华自杀殉国。李复亨（公元1177年~公元1222年），字仲修，金代河津光德村人，李华之侄。金明昌五年登进士第，后任忻州刺史、翰林直学士等职。金兴定三年九月以劝农有功，升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权参知政事（代理宰相）。金兴定四年三月，任参知政事（宰相），兼修国史。金元光元年十一月，李复亨镇守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元军破城，李复亨效法其叔父气节，自杀殉国，时年46岁，卒赠资德大夫，河中知府。

李复亨任忻州刺史之前，在家为母守孝三年，在家乡设教授徒，培养了八百学子，为发展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早在780多年前，东光德村就曾在宰相墓地立过石雕像和纪念碑。今村南石人墓地立有圣赐的石佣、铭碑。2009年，东光德村又重新为两位贤相雕像立碑。他们教书育人、传播文化、造福乡梓的高尚情怀永远激励着后人！

明朝时期，薛瑄在河津南书院设教。

薛瑄（1389—1464） ，字德温，号敬轩。河东河津（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 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     

薛瑄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1464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隆庆五年（1571年），从祀孔庙。是山西历史上从北宋之后到清末唯一从祀孔庙的人，是明朝公认的北方文宗。

据《明史》本传、《薛文清公年谱》和《薛文清公实行录》记载，他抗衡权奸，平反冤狱、昭雪冤案，甚至于置丢官、问斩于不顾。薛瑄平生矢志教育，55岁时因与当权太监王振殊死抗争，罢官归乡后，设教河汾（今河津），创立“文清书院”，形成“河东学派”，文章道德，蜚声海内。“秦楚吴越来学者以百数”。61岁复回朝，8年后归乡，重又设教河汾，开馆授徒，“四方从学者日众”“至市馆不能容”。薛瑄的文学造诣也很高，诗文皆出色，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寓意深刻，著有《薛文清公读书录》《薛文清集》《薛文清公从政录》《从政名言》《薛文清公要语内篇外篇》《薛子粹言》《文清薛先生教言》《新刊皇明文清薛先生要录》《薛子道论》《河汾集》。年76岁时，薛瑄于寝舍正襟危坐而逝，赠礼部尚书，谥文清。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薛瑄去世二十四年之后，他的学生王盛任河东道参政，来河津捐银修缮了薛瑄的故居，并题写了“文清书院”四个大字的牌匾来纪念老师。以后，薛瑄设教的宅院（南书院）便称为“文清书院”。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河津县令张汝乾在书院周围购地建房，进一步扩大书院规模。文清书院经过明清两代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成为享誉河东，甚至三晋大地一座久负盛名的儒学教育最高学府。后来，许多名家到此讲学，四方学子慕名到此求学，一脉相承，弦歌不绝，从书院创立一直到民国初期都堪称儒家文化教育的“圣地”。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 其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

周自道南书院设教讲学

周自道老先生堪为一代名师，是今河津城关人，系前清孝廉，名列副魁(注:清代对副榜者，准一体作贡生，贡于太学，称副魁)，理学渊深，造诣精髓，严己宽人，乐善好施，终生在著名的河津南书院（即文清书院）设教讲学，授徒数百，河津著名学者李尤白、乔鹤仙、李亮工等皆为其弟子。其中李亮工曾任山西大学校长。

民国时期，前清拔贡李天培李家堡设教

李天培是河津李家堡村人，是清末拔贡。这位李天培老先生，发现并培养了近代河津的一位名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董其武！

李天培老先生选上拔贡后先是在太原发展，不久清廷退位，遂改学中医，发明有一种中药叫“瘰疠除根散”，治病救人。后来回乡在李家堡村的“志绍家学”中教书育人。

话说董其武的姥爷是河津义和团的首领，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被清政府杀害，董其武的母亲嫁给了固镇村的一位贫苦的农民，董其武小时候跟着做私塾先生的舅舅范先生学习。范先生与李天培交情很好，有一年春天，范先生邀请李天培等几位好友去龙门春游，李天培在范先生家看到一副对联，写得是：“璞玉藏石，何日得逢卞和氏；干将伏土，几时能遇茂仙翁？”，得知是范先生的外甥董其武写的后，李先生把董其武叫过来问了几个问题，董其武回答得都很好，李先生非常高兴，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极力推荐让董其武上学。范先生为难地说家里穷，供不起，李先生说带上半袋小米就行，于是董其武跟着李先生在李家堡私塾“志绍家学”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经过李天培老先生介绍进入县城学习，再后来董其武到太原投考军校，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一生。董其武在李家堡读书时有一位结拜兄弟姓卫，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不幸牺牲了。董其武在其回忆录中念念不忘李天培老先生的知遇之恩。

河津人民尊师重教，捐资助学的事迹还有许多。比如清咸丰年间李家堡李钟适老人捐资修建县城文昌阁，民国时期西夭头村老中医李茂枝在本村捐资修建了一所国民学校，近年来河津企业家薛永民自费创办永民中学等等，为河津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人们津津乐道！

改革开放后，河津人民发扬不“争强好胜，敢为人先”的河津精神，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多次荣登中国经济百强县市榜单。教育文化战线上也是人才辈出，先后走出了八位大学党委书记或校长，还有四五位担任过大学副校长或大学分院院长，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前几年，黄河金三角地区在网上讨论建设大学的事情，全网征集校名。本人毫不犹豫地报了龙门大学的校名，不出意料被评为优秀奖。我知道，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多高的水平，而是因为鲤鱼跃龙门的寓意用于大学实在是太好了！有时候我想，鉴于龙门与教育的深厚渊源，不在龙门建一所大学，是不是对不起古圣先贤？

（李永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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