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探龙门（之三） ——关于黄河龙门文化的思考与启示

前言：

黄河龙门文化根植人文、立足人本、彰显人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深入挖掘黄河龙门文化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借以激励40万龙门儿女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历史文脉，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尤为必要。我们从河津优美传说文明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长度、从河津优秀传统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厚度、从河津红色革命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亮度、从河津地域特色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深度等4个维度来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内涵、外延和时代价值。

(一)从河津优美传说文明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长度

锦绣龙门两典故，平地一声响惊雷。

四大八景河山美，天下古庙数高禖。

(二)从河津优秀传统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厚度

文有史圣武虓将，耿都子夏如宾乡。

一代廉吏树典范，三王诗赋永流芳。

(三)从河津红色革命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亮度

革命先驱邓国栋，开国上将志诚忠。

同仇敌忾惩倭寇，强渡黄河建奇功。

(四)从河津地域特色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深度

工商贸易源流长，全国经济进百强。

文旅融合高质量，大展宏图铸辉煌。

从河津红色革命文化探索黄河龙门文化的亮度

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创造的重要成果和鲜明特征，是筑牢文化自信、凝聚时代力量、奋进百年征程的内在支撑和强大动力。河津历经百年的生动实践和持续积淀，红色资源不断丰富，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基因不断赓续，红色精神传承弘扬，在龙门大地上逐步形成了具有明确范畴、特定内涵、独特功能、特有形态的黄河龙门红色革命文化，黄河龙门文化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注入了鲜红的红色革命文化基因，这些宝贵基因凝结在每一位龙门儿女的血液中和骨髓里。在这块红色资源丰腴的沃土上，演绎了一幕幕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壮美故事。正是“革命先驱邓国栋，开国上将志诚忠。同仇敌忾惩倭寇，强渡黄河建奇功。” 其中“革命先驱邓国栋”指的是山西省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山西工人运动领袖、河津第一位中共党员邓国栋，“开国上将志诚忠”指的是开国上将董其武。“同仇敌忾惩倭寇”指的是国共两党和龙门儿女众志成城抗击日寇的历史。“强渡黄河建奇功”指的是河津船工驾船摆渡协助50万人民军队渡过黄河的故事。

(一)革命先驱邓国栋。邓国栋(1905年—1928年)，字任之，河津县东黄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山西早期的共产党员，山西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和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是河津第一个党组织河津党支部和河东第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

少年立志 忧国忧民

邓国栋出生于富农家庭，从小勤奋好学。在私塾读书时，深受有平等博爱自由思想的侯荣耀老师的偏爱教诲。一次填写联句时，老师先出了“手鞭快牛多自由何愁富”上联，他便当即填写了“足踩慢耙少政权怎不穷”的下联。反映了他对劳动人民因为手中无权而受剥削压迫的深切同情。1920年考入河津县贡院巷第一高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经常阅读革命新闻和进步书籍，因而逐渐树立了以新文化、新思想振兴中华的新观念，产生了对国家、民族命运深沉忧思，萌生了脱离封建家庭的束缚，跟着共产党为解放天下劳苦大众而奋斗的志向。

1923年，邓国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素有“革命摇篮”之称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此时，全国工农运动此伏彼起，学生运动方兴未艾。次年冬，在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之一傅懋恭(彭真)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王海峰(王瀛)的推荐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由傅懋恭(彭真)任委员会主任的省一中附设的平民小学教务主任。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以惊人的毅力夜以继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党组织的培育下，1925年9月，邓国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生涯。

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

邓国栋在担任平民小学教务主任时，白天教平民子女学文化、学政治，宣传革命思想，使学校成为党在太原的地下活动据点。晚上深入到工厂、学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风风火火地奔走于山西各地。

1925年冬，邓国栋受太原特支派遣，在家乡河津指导进步青年秘密印刷传单和小册子，宣传党的思想，扩大党的影响，发展了河津早期的共产党员，使河津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1927年间就成立了党组织中共河津党支部。

1926年3月，邓国栋在榆次晋华纱厂建立了团特支和党支部，党团员人数仅次于省城太原。在晋华纱厂，他在工人中成立了晋华纱厂工会和群众性的宣传教育委员会，教育工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他很注意生活工人化，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身穿灰黑色的旧衬衣。晚间组织工人学习，白天下车间帮助工人提纱，一点架子都没有，工友们都很乐意接近他。一开始称他“邓先生”，后来都亲切地叫他“小邓”,有什么心事都愿找他商谈。1926年7月，晋华纱厂爆发了持续40天震惊全省的大罢工，邓国栋以太原总工会的名义，动员太原各工厂工人上街游行、捐款、捐衣。声援晋华纱厂的罢工斗争，并带领工人到省公署请愿，抗议政府武装镇压工人运动。阎锡山被迫释放了被捕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在山西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严守党纪 保守秘密

1925年9月，他向学校党支部书记罗家年(罗灌中)表示决心说: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很不容易,要有威武不屈的精神,要生活无产阶级化，要有共产主义世界观，要通晓马克思主义，要为无产阶级解放奋斗到底。邓国栋以身作则，不但自己严格执行党的保密条例，而且教育发展对象坚决做到。1925年，他回家乡发展党团组织。到河津的第二天，同学王子秀介绍认识了进步青年张玉旺，与其进行了两个晚上的谈话。他严肃地对张玉旺说：“闹革命有危险，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并向他交代了做秘密工作的注意事项，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二是对党的工作要保密，对你掌柜和父母妻子都不能说;三是如果暴露了，敌人不管如何拷打都不能暴露党的秘密。”张玉旺在接受教育后，才让他秘密印刷传单、书写标语，晚上到县城各机关门口张贴。邓国栋就是这样身体力行带动同志们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和章程。

夙夜在公 英勇就义

1927年9月，邓国栋参加中共山西省委在夏县召开的扩大会议后，转到家乡河津看望父母，为了执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他反复向父亲讲革命道理，讲剥削贫苦农民的不道。最终父亲烧掉放账的契约，免去贫苦农民债款150块大洋，归还贫苦农民被抵押的五亩地等，同时还把家里的衣物捐助给贫人家孩子。为了筹集党的会议经费，他把家中的数百大洋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父亲因担心其安危，劝他说：“你信共产主义，我把家产交给你共产了都行，可你不能再走。”邓国栋说：“家有家规，党有党规，我入了党，就要遵守党纪党规。为了天下劳苦大众，我再也不能守在你老人家身边。”遂告别父母妻女，冒着风雪赶往霍州，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与河津籍中共党员周维新秘密商量，恢复健全被破坏了的河津党支部。

1927年5月，省委决定组建太原区委、阳泉市委和各县县委，并任命22岁的邓国栋为中共阳泉市委书记。邓国栋正准备赴任，随后，省委根据中央“必须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族政权”的精神，决定让他以特派员身份前往祁县，配合汪铭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到1927年底，祁县共有96个村成立了农民协会，部分平川地区也成立了区农民协会。短短一段时间，祁县农民就斗倒了以张庄村、贾令村村长岳维经、李钟鎐为代表的恶霸分子，在全县引起轰动。不料，1928年2月27日，邓国栋在参加一次中共祁县县委扩大会议时，白匪军警突然包围了所在的农家，他不幸被捕，押往太原。

入狱后，他把监狱当作战场，与敌人展开了坚决斗争。山西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对他使用了多种酷刑，浑身上下被打得青紫红肿，手脚被电刑烧得掌残指焦，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正义凛然。敌人要他供出党组织的机密和自己的同伴，邓国栋一口回绝说：“我是共产党员，别的什么也不晓得。”敌人看硬的一手不行，又来一手软的，河津籍的法院院长和审判官，借同乡亲戚关系几次私下劝他说：“念咱们是同乡亲戚，只要你把共产党在山西的组织讲清楚，我们保你什么事都好办。”邓国栋横眉冷对，斩钉截铁地答道：“山西共产党就是我一个人，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不要软硬兼施，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对手耍尽伎俩一无所获，只得判处邓国栋无期徒刑。

由于长期遭受折磨，加之邓国栋在狱中多次进行绝食斗争，致使其身体日益消瘦并染上伤寒。后来听说父亲要出钱营救他出狱，邓国栋随即给父亲写信说：“我花您老人家的钱不少了，您可以把营救我的那笔钱用于穷苦人民……”他深知自己不久于人世，对同室狱友共产党员王权五说：“我未能亲眼看到苏维埃政权在山西建立，甚为遗憾，盼所有同志发动战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

1928年12月1日，邓国栋牺牲于山西省地方法院看守所，年仅24岁。他逝世后，太原河津同乡会在太原东门外古庙内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不久，家人将其灵柩从太原迁回，家乡父老乡亲远赴50华里以外的稷山境内迎接，并在家乡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许多人远道而来参加了葬礼。邓国栋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是山西人民的骄傲，更是河津人民的骄傲。

薪火相传 精神永存

邓国栋烈士虽然牺牲了，但他在河津播下的革命火种却一直没有被扑灭。1931年秋，河津南原青年墨遗萍建立了“新我学书社”，成立“抗日救国会”“露天学校”等，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的这些革命活动受到中共河东特委领导人阎子祥的重视，发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而组建了河津稷山联合党支部，恢复了河津党组织，姚晋太、墨遗萍任负责人。1934年春，上级党组织又遭破坏，党员名单暴露，姚、墨二人均在通缉之列，被迫逃散，河津党组织再次遭受挫折。1936年春，红军东渡来到河津，在东黄村邓国栋墓前召开大会，号召广大群众向邓国栋烈士学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一切力量。会后，河津多名青年受到启发，走上革命道路。

彭真同志曾深情地怀念与邓国栋同志相处的这段历史，他说：“我这个老战友胆子很大，1927年就在太原大街上高呼共产党万岁!” 1983年，薄一波同志对河津党史办撰写的《邓国栋烈士传记》初稿和二稿进行了两次修改。2009年河津市委、市政府为了纪念这位革命先烈，在他的家乡东黄村建立了邓国栋烈士纪念馆，其中广场上的纪念碑高7.8米，上刻薄一波同志题写的“邓国栋同志永垂不朽”九个大字。虽然邓国栋同志没有看到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但是他的名字将永载河津史册，他的革命精神与天地长存，与日月同辉。

(二)开国上将志诚忠，指的是开国上将董其武。董其武(1899.11.27—1989.03.03)，河津樊村镇固镇村人。1949年9月前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团长、军长，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绥远省保安司令等职。先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中原大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战役、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于1949年9月19日在绥远率部通电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23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9军军长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组织部队完成朝鲜境内机场修建等军事工程任务，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9年3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出身贫苦 以“四个第一”考取军校

1899年11月27日，董其武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外祖父范居江因参与义和团行动惨遭杀害。董其武三岁时，便被外祖母接到家中抚养，六岁就开始在舅舅的私塾读书认字，少年时就写下“璞玉藏石，何时得逢卞和氏;干将伏土，几时能遇茂仙翁”的联语悬于墙头，抒发内心抱负和胸中苦闷。

1918年7月，19岁的董其武怀揣10块现洋，独步行走8天，赶到太原参加斌业中学考试。参加考试的共有7500多人，正式录取1200人。董其武获三个单科第一、总分第一，四个第一，名列榜首。当兵后，他敢于吃苦，短短几年时间便从排长、连长升任营长、团级干部。不料部队解散，他便跑去武汉。1924年参加北伐战争，在第4军任副团长。可是，一年后部队又遣散，他第二次下岗。

投效傅部 崭露头角

1928年冬，他和十几个失业军官一起投奔在天津任警备司令的山西老乡傅作义。一天晚上，傅作义到司令部检查，别人都外出喝酒去了，只有董其武一人坚守岗位。傅作义与他交谈，发现董其武是个人才，便重用他。跟随傅作义之后，他的军事才干得到充分发挥，很快由上尉参谋升任团长、旅长，并在抗日作战中成为一员名将。

为国御侮 抗日名将

九一八事变后，董其武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积极投身抗日民族战争。

1933年5月，董其武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牛栏山与日军浴血奋战，击退强悍的日军17次进攻，一战成名。

1936年11月，傅作义率部出征绥远，第一仗就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令一部包围日军指挥所，一部在城外设伏，率领部队一举将红格尔图的日伪军全部歼灭，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击落敌机一架。董其武之举为傅作义绥远大捷立下大功，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当时，毛泽东派南汉宸携其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

1937年10月，在忻口大战中，董其武率218旅。他带着部队出发后，先是支援友军，打退日军进攻后继续前进，不料路上负伤。他带伤率部穿插到旧河北村，奇袭了日军指挥所，顺带摧毁了一个日军炮兵阵地。

1940年，在五原战役中，时任师长的董其武率部三天三夜在乌加河打退日军三个联队增援，成功阻敌，保证了傅作义主力在五原全歼日军。战后，董其武升为军长。

后来，他率部转战平绥一线，其后与八路军紧密配合，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后来又参加了绥远战役、绥西战役、包头战役等，共经历大小战役296次，成为有十二年抗日生涯的抗日名将，这种抗日资历，在国共两党中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1946年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绥远省保安司令。

绥远起义 为国立功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2月2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首次提出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临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对毛主席的雄才大略极为敬佩，也全力配合。

8月25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派亲赴绥远促成起义。8月26日至9月10日，在董其武的配合下，傅、邓分别接见了驻归绥和包头的国民党部队高级将领和各界知名人士，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及对绥远的方针政策，从而坚定了他们走和平起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9月，蒋介石派徐世昌、王叔铭驾飞机送来1900两黄金，企图拉拢他，但董其武还是选择了光明大道。

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干部和各族各界代表39人，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起义通电：“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我们热切期望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导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实地为人民服务。”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将军在绥远包头率领十万大军发动了起义，在他的努力下，绥远最终实现了和平解放，免去了不必要的流血和伤亡。从此，十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9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董其武等发出贺电。对此，董其武晚年说：“我之所以当年不跟老蒋走，起义跟随共产党，老了到82岁了还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无私无畏，不谋私利，一心为民。”

10月1日，广大绥远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当晚，董其武激动地赋诗表达内心的感怀：“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愆。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

主政绥远 抗美援朝

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谈话长达3个多小时。毛泽东同他讲了国共两党的许多差异之后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是这句简单的问话，使他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董其武历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1951年9月，董其武率领志愿军第23兵团司令员入朝作战，顺利完成了机场修建等军事工程任务。1952年12月，23兵团番号撤销，董其武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9军军长，1955年9月，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55年春，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授衔方案下发后，在讨论研究时，军以上干部都同意董其武为上将军衔，可董其武自己认为定得太高，便托杨成武转交毛泽东一封信，要求把自己的军衔往下调。信中说：“就我个人而言，起义前只是中将军衔，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杨成武劝他说：“给你授上将决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对起义人员的信任和有利于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董其武真诚地对杨成武说：“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考虑都很深远，我是知道的。但我总觉得，接受了上将军衔，我的余生将会不安和愧疚。”

毛泽东看到信后，坚决不同意董其武的请求，并且让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董其武)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授可不授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回来后，杨成武急忙找到董其武，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董其武听完后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家里，董其武还对妻子姚勤修说：“毛主席真伟大，共产党真伟大!”

赤胆忠义 终生夙愿

1950年7月，董其武在京开会，专门向杨成武首次提出入党的愿望。他说：“几个月来，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杨成武明确地鼓励他说：“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董其武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时时刻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要求自己。董其武认为自己拥有房产和家产，不是无产者，坐卧不安，便向杨成武诉说：“我过去在战场上亏欠了党和人民，在经济上我又是个有产阶级，我不但有房子，还有七处小买卖。我愿做一个无产阶级，把这些东西全部上交国家。”

“你的经济状况属正常范围，过去属于你，今后还属于你。你能向组织说明清楚就行了，现在不能上交，它关系着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也会影响起义人员的思想稳定。” 杨成武笑着对他说。

董其武虽然明白这些道理，但仍不甘心，便写了一份财产清单，书面报告毛泽东：“请求毛主席批准，将我的私产秘密上交国家。”毛泽东接信后批示：“对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要划条线，起义前的事我们不管，起义后的事要管，但房子总是要住嘛。”

1956年，董其武向第69军党委再次提出入党要求，他觉得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首先必须是一名无产者，房子问题就成了他一块心病，于是他多次请求军区党委或首长作个决定，将他的住宅收归公有，自己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

一直到“文革”开始，董其武又一次提出上交房产，“请首长俯念我出于诚意，请予接收。”可是依然未果。然而几天后，董其武开了一个家庭会，经妻子女儿同意，将家里存的2900多两黄金，连同以长女董健民的名义存在银行的5.3万余元人民币，全部上交国库。董其武的无私义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肯定。

1980年初，81岁的董其武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第三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北京军区党委根据董其武的表现，很快作了研究，支部全体党员一致通过，随后呈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不久，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专程来到董其武家，对他说：“过去你虽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之所以推迟为你办理入党手续，是考虑你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认为你暂时留在党外， 比到党内来对党的工作更有利，对统战工作能发挥更大作用。”

董其武听后十分感动，当即表示：“我完全听从党中央对我的安排，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和党的工作的需要。”从此，许多人都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1982年，董其武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于是第四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入党。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考虑到他申请入党30多年了，又一次提请党中央研究批准他入党。很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批示，正式批准董其武入党。

83岁的董其武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后，高兴得热泪盈眶，逢人便说道：“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即刻写了一副条幅：“闻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并赋诗一首《入党感怀》 ：“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

清廉治家 道德楷模

董其武积极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一生践行传统美德，廉洁自律，从严治家，堪称儒将风范，道德楷模。董其武自己身居高位，却无一子女为大官，有人总结其的家风为两个字：规矩——即守规守距，老实做人。董其武与夫人姚勤修育有二子五女，共七个孩子。他们的长子叫董呈祥，1949年被蒋介石当作为人质，送去台湾，于60年代去世，年仅33岁。另一个儿子董都祥，15岁时参加解放军，没有授衔，后转入地方工作。其他五个女儿分别是教师、军人、工人、医生。

还有一个小儿子董吉祥被日本特务迫害致死。红格尔图和百灵庙战役后，各地报纸都把董其武誉为抗日民族英雄，还刊登了他的照片，这些情况被日军驻开封特务机关所掌握，将他留在开封的幼子董吉祥折磨致死。几个月后，董其武才知道儿子被日本特务残害致死，不禁一次次泪流满面。此事后，他还收养了许多抗日烈士遗孤，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让他们接受当时绥西最好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还上了大学，成为有用的人才。

董其武将军起义后把所有积蓄全部上交公用，并且把自己住的房契交公，没有占为私有财产。1985年中秋节前，董其武将军在病中写完了最后两篇日记，满怀深情地给儿女们留言：今天是都祥儿三十“而立之年”的生日。我想今后，我教导儿女的机会不会太多了，所以找都祥郑重地对他讲：“我一生廉洁自律，两袖清风，旧社会的积蓄，全部捐给国家了，新社会的津贴费也都用于养育你们姐弟，贴补有困难的旧部和乡亲们用了，什么财产都没有给你留下，只给你留下几十本日记，是我一生历史的结晶，它比任何财产都更为宝贵。希望今后你没事的时候翻翻，会对你的一生都有所帮助的。”

1988年董其武被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1989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党和人民评价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习仲勋和薄一波分别在1989年3月19日撰文悼念董其武将军，称赞董其武将军“一生为国为人民”“生为民族精英，死而风范长存” 。

(三)同仇敌忾惩倭寇。上个世纪上半叶，河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秉承先烈遗志，立足龙门天险优势，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以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恢宏气魄，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奏响了一曲曲催人奋进的时代凯歌。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禹门渡口商业活动的节奏被彻底打乱，渡口成为抗战物资的重要中转站。1938年阴历二月初五，日军侵占河津，随后占领了神前村(龙门)，到处烧、杀、抢、掠，先后杀害村民18人，拆烧房屋300余间，广大村民流离失所，四处逃难，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昔日繁华的禹门口阴森可怖。但龙门儿女并没有为日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破坏所屈服，而是将心中的怒火化作抗日行动，积极支援配合我爱国官兵，开展了英勇卓绝的禹门口保卫战，正是由于当地军民的英勇奋斗，使日寇再也无法前进一步渡过黄河，为保卫大西北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朱德总司令北上抗日过河津。1937年9月5日，朱总司令率八路军总部及120师，129师全体官兵从陕西三原出发在韩城芝川镇渡河到河津里望(今属万荣县)，与朱德同行的还有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左权、罗瑞卿等八路军总部的同志。龙门村数名船工驾船成功摆渡红军东渡。

16日下午，朱德一行到达里望乡，时任河津县长的海鹏接受上级指示，派县政府工作人员和商会会长前往里望迎接朱德一行。接风仪式上，县政府代表致欢迎词：“此次贵军北上抗日杀敌，我们地方政府和人民都十分敬佩。各位长官路经河津里望，我们一时匆忙，仓促准备了几桌便饭，为各位首长洗尘，略表本县人民对抗日救国将士的支持和欢迎，实在不成敬意，还望各位首长海涵。” 罗瑞卿主任代表八路军作了答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欢迎和支持。这次来到贵县，承蒙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我们将浴血奋战，努力杀敌，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全国人民的深切期望。”

朱德带领八路军总部离开河津后，八路军留守队伍在河津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爱护群众，与群众心连心，给河津人民留下难忘的记忆。他们的一举一动，使群众明白了一个道理: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有了这支队伍中国就有希望，抗日就一定能够胜利。在朱总司令带领的八路军的宣传感召下，河津乡村许多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参战，或跟着队伍北上抗日，或参加当地抗日救国牺盟会，抗日斗争热潮持续高涨。

(2)河津党组织的抗日活动。1937年8月，隶属中共河东工委领导的河津工委成立，在县牺盟分会秘密组建党团组织。10月28日，中共河津县委员会成立，全县党员16名。1938年底全县党员34名。1939年底，建立汾南、北坡、城东、城西4个区分委和18个支部或党小组，全县党员360名，分布于28个村庄。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前，绥靖公署和山西省政府大批官兵撤至河津县城及修村一带。河津不但成为阻击日军侵犯西北的军事前沿，也是国民党驻军和阎锡山政权及军队的粮棉补给地，更是日军、中央军、阎军的必争之域。加之多股土匪流氓结草为寇，打着抗日招牌明夺暗抢，斗争形势错综复杂。中共河津县委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战略总方针，以县牺盟分会合法组织为掩护，举办抗日武装训练班、领导组建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和抗日决死队，协助八路军募捐，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12月，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中共河津县委贯彻党的敌占区工作方略，在隐蔽下积蓄力量，在运动中伺机斗争，领导和影响各界抗日组织，在积极防御中坚持抗日斗争，运用游击战消灭日军，涌现出许多抗日英模和革命烈士。

1940年2月，根据河津抗战斗争的复杂形势，县委整顿党的组织，与思想动摇、工作消极、不起作用的断绝联系;对不可靠、有变节行为的予以清洗，全县党员160名。7月，设立汾南区工委，再次整顿党的组织，全县党员 100 余名。1943年冬，成立中共河津东北特区。1944年8月，中共稷麓县委在河津上市村设立地下交通站。通过纯洁组织，建立与周围各县党组织的联络，增强战斗力，引领抗日斗争的正确方向。

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9月18日，在太原建立的以抗日救亡为宗旨、以社会各阶层抗日爱国人士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民族革命大同盟(简称山西牺盟会)，由中共北方局刘少奇倡导，阎锡山任会长，薄一波任总会常务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共产党在会内取得主导地位，它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国群众团体。

1937年8月中旬，中共山西省工委从太原派河津籍党员郭一民到河津，经中共河东工委介绍，郭一民与河津县党员杨长有(原名杨炎盛)接上关系，并与省牺盟会派到河津县牺盟会特派员刘山澍，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河津县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河津县工委”)。郭一民任书记，杨长有、刘山澍二人为委员。县工委驻县城城隍庙，属河东工委领导。9月下旬，在县工委的直接协助下，刘山澍、邵泽民等人积极发动组建了以河津进步知识青年和工人农民为骨干的河津牺盟县分会。县牺盟分会在中共河津县委领导下，建立河津县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教师救国会、抗日救国儿童团等抗日救亡团体。成立区牺盟会、村牺盟会。1938年底，全县牺盟会会员400余人。县委在县牺盟分会建立党支部，利用牺盟分会合法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全县党员都是牺盟会会员。

深入宣传发动民众

1937年9月下旬，郭一民等参加山西牺盟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关于目前全国政治形势的报告》。会后，吸收进步教师和返乡学生共120人，组成5个宣传队，分赴全县百余村庄，历时40多天,写标语、出壁报、画漫画、唱歌曲、演节目，以《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大刀进行曲》主要曲目，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家卫国，誓死不做亡国奴”“救国图存，时不可待”，迅速掀起民众抗日救亡热潮。许多群众捐献粮食、棉衣、被褥、药品，先后有300余名进步青年参加八路军或牺盟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

1938年11月，县委主导北坡区委出刊《烽火报》，汾南区委出刊《燎原报》，秘密散发全县，张贴在县城、通化、固镇等日伪据点，运用油印小报揭露日军侵略罪行，鼓舞民众抗日斗志。

培养训练抗日骨干

1937年10月至年末，县委以牺盟分会名义举办7期抗日武装干部培训班，对县牺盟会会员、区牺盟会会长、村抗日自卫队队长以及农、青、妇等救亡团体干部共500余人，授训政治军事课程，进行正规的抗日武装军事训练。

1938年1月，趁学校放寒假，县委领导牺盟分会与教育局共同举办全县教师培训班，分两个中队和一个女子队。县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总队长赵维新主训军事科目，县牺盟分会特派员邵泽民主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培训210名教师。

1938年3月起，县委先后委派三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共60多人参加乡吉特委培训班，学习抗日方略，掌握军事本领，增强抗战信心。

1938年12月11日，县委指示牺盟分会召开“坚持抗战到底，誓死保卫祖国”大会，50余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随之，在县委和各抗日救亡团体宣传发动的基础上，12月下旬，牺盟分会再次召开誓师大会，128名青年加入山西抗日决死队。

大力发展抗日武装

1937年10月至1942年8月，在县委和牺盟分会领导下，相继成立河津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里望镇四社八村抗日自卫队、河津县青年抗日游击队、黄村抗日游击队、连伯抗日游击队、抗日群众自卫组织庙道总会、北张村抗日自卫队、修村红枪会农民抗日自卫队、抗日武装游击队领导小组等武装力量。

坚持武装抗日活动

河津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是中共河津县委领导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河津沦陷后，自卫总队在北坡沿山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训练军事，开展游击活动。袭击日伪军事据点，截击日军公路运输，攻打县城周围零星日军，支援配合村自卫队抗击日军，掩护牺盟会干部转移，驻扎南午芹一带保卫群众夏收秋收。曾被编入新军政卫二支队，再编入213旅，1939年后编入八路军序列。

党组织领导的河津县青年抗日游击队20多名队员，在通往吕梁山公路上阻截伏击，牵制日军前线兵力。黄村抗日游击队和连伯抗日游击队，从地方杂牌军中夺取枪支，从日伪警备队里巧取弹药，袭击日伪据点，于炮楼附近燃放鞭炮骚扰。修村红枪会农民抗日自卫队曾拦路伏击日伪警备队一个班，击毙1人，俘14人，缴步枪13支、机枪1挺、子弹6箱。北张村抗日自卫队抗击抢掠村庄的日伪军。伯王村从庙道总会发展成抗日矛刀会，组织串联周围村落，“一户遭匪，全村围歼;一村有难，各村支援。”砍杀进村抢掠的零散日军，捣毁日军通信设施，铲除横行乡里的汉奸恶霸。

1938年6月，八路军晋西独立游击队派遣某连指导员北沙和王佑文来河津扩充兵员。在县委配合下，在不断打击日伪军的战斗中扩充成60余人、40余支枪的游击队。其间两个月，给县委武装斗争提供了经验。

1940年春，县委将林迪生、周建民等10余名党员安插进县特务支队二大队，进而担任部分职务。在二大队秘密成立党支部，使其成为县委掌控的一支秘密抗日武装，多次与日伪军交战，是河津打击日军的一支有生力量。

于敌占区隐蔽斗争

1939年12月，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查封牺盟会，缉杀共产党人。在各县建立特务工作队，每杀一名共产党员赏大洋一百，手提人耳便可领赏，授权村级即有杀人权。一时血雨腥风，党组织积蓄的抗日力量痛遭惨重损失。

1940年2月，河津县委召开张家庙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敌占区战略方针，将已暴露身份的护送到太岳根据地，政治上动摇的切断联系，有叛变行为的予以清洗，意念坚定的转入秘密状态。派精干党员打入国民党和日军内部，进行持久斗争。

县委书记高峰以张家庙豆腐坊为掩护领导县委坚持斗争。赵茂竹等挑货郎担转乡，苏向明等在集贤开办纸烟厂，阮庸在县城德义园当账房先生，宁增发在黄村办杂货店，杨善喜在太阳村开粮店，张社一等多人当教员。许多隐蔽同志以合法职业作掩护开展对敌斗争。县委安插共产党员担任县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领导，宣传党的主张，把握斗争方向，在自卫队中秘密发展党员，在抗战情绪高涨和群众基础好的村庄组织地方抗日自卫队和游击队。

1941年底，在县委部署下，已有部分党员潜入日伪机关、阎锡山特务机关和土匪武装组织。其中柴英武、柴炳炎、阮胜全潜入日伪警备局;柴林中、冯保娃、许五才潜入日伪警备队;王佐斌潜入宪兵便衣队;宁增发、姚银德潜入阎锡山政卫团特工队。宁增发在长期潜伏中深得敌信任，升为阎锡山敌工团团长。他常趁夜奇袭日伪碉堡，为抗日游击队提供缴获的武器弹药。又袭击贪官污吏豪宅，为河津县委抗日武装提供经费。潜伏人员利用敌人在河津划分势力、分割统治的重重矛盾，收集情报，营救被捕人员，处决汉奸叛徒，制造障碍，分化瓦解，巧取武器弹药，武装党领导的抗日组织。

1945年的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河津籍代表马平定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1939年10月，时任河津县委书记马平定在中共晋西南区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945年4月，马平定以晋西南区党代表资格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毕，马平定被任命为兴县县委书记等职。1946年8月后，他先后担任晋中八地委城工部副部长和晋南十地委城工社会部长、汾城县委书记等职务。1947年4月河津解放，马平定奉命调回兼任河津县委书记和县长，领导河津人民开展了反霸肃匪和轰轰烈烈的“土改”大运动。

(3)国民革命军新八师禹门抗战。1938年8月，禹门及以下河防由驻守在河西的国民陆军新编第八师蒋在珍部防守，该师以禹门为防守要地。新八师以两个团的兵力守河防，以一个团为预备队，第一团团长彭镇璞守禹门一带，该团第一营营长王树骥率一个加强营(配有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连)，防守禹门口和东龙门山。

1938年12月20日，山西方面的日寇炮击陕西芝川镇我防御阵地，声东击西，意图在禹门进攻，师部识破日军阴谋，立即命令禹门守军王树骥营严加戒备。

12月24日，禹门口战斗打响，副师长朱振民立即在禹门口一带设立指挥部，指挥战斗。从25日至30日，河津方面日寇以七、八联队腾田大队为骨干，附以皇协军贾子庚、马子平等部步骑炮兵四、五千人，大炮20余门，陆空联合进攻，敌先以飞机轰炸，继以大炮轰击，日寇身着白色伪装，在雪地上分两路进犯：一路从神前村欲攻占东禹门渡口，新八军即以密集机枪火力阻击，在王家庄附近的野炮营亦发炮数十发给予支援，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我守卫龙门山麓前沿岩洞(即鸽子庵，现在抗战遗迹犹存)的一个加强排全部壮烈牺牲，禹门口阵地始终在我手中。另一路敌人以山顶云中寺观为攻击目标，猛攻龙门山，敌啸聚蚁结，蜂拥而来。我守军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在战斗关键时刻，当地村民担茶送饭，支援前线。在友军及当地民众的配合支援下，我守军居高临下，充分利用防御工事，在河滩、蚕道坡、三柏玉石桥步步设防，处处阻击，英勇顽强打退敌人十多起进攻，使敌伤亡惨重。我云中寺、洞山、关帝庙阵地失而复得者三。我王营官兵伤亡也有十之七八，其中，以云中寺一个加强排为最，他们誓与阵地共存亡，全排官兵壮烈殉国，连长田兴武始终坚守阵地，在该连士兵伤亡惨重之际，射手阵亡，他接过机枪扫射来犯之敌，身中四弹，以身殉国;排长耿甲臣牺牲时，仍高举右手指向前方，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云中寺及营部关帝庙一度失守，副师长朱振民命令第三团第三营冉云翘率领全营翻山越岭，兼程前进，由师家滩渡过黄河增援王营，从龙门山侧面打击敌人，该营会同王营副营长岑立纲等发起攻击，时届隆冬，东龙门山一带地冻天寒，山川树木，银装素裹，壮丽河山激励着全体官兵的爱国热情和守土抗敌的决心。经过5个昼夜的连续激战，于12月30日收复龙门山阵地，使进犯日寇受到沉重打击，并向东部逃窜。

战斗结束后，清扫战场，敌陈尸千余，我阵地巍然屹立，大西北安然无恙。此役我军牺牲连长田兴武、王俊杰，排长耿甲臣、赵自强、杨子超、刁柏林、左绍炳、张安、周少昌以及战士共290名。

1992年，中共河津县委在禹门抗战原址上建成禹门抗战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位于龙门村西1000米。坐西朝东，东西、南北各32.05米，占地面积1027.2平方米。纪念碑通高29米，基座长宽各9米，高2.5米，碑身大理石贴面，琉璃瓦顶。碑东面有薄一波题词“抗日烈士永垂不朽”，基座下四周刻有禹门口古龙门概况和纪念碑题铭。

(4)禹门口抗日纪念摩崖石刻。禹门口抗日纪念摩崖石刻位于龙门村西2000米处的吕梁山脉石崖上。1939年9月，中国陆军第61师师长钟松为缅怀自抗战以来为国捐躯的61师将士，特别举办了一个追悼纪念会，以慰22400位忠烈的在天之灵。并在河津黄河东侧的悬崖上镌刻“陆军第六十一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留下了国民党军政要员题书的巨幅石刻。 整个题刻高5米，宽2.4米。崖刻左侧上方竖镌“陆军第六十一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崖刻右侧下方竖镌“陆军第六十一师阵亡将士千古”。中间横镌挽词共六行：首行为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词“气壮山河”;其下依次为：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题词“精神不死”;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题词“伟绩千秋”;国民党元老、时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右任题词“成功成仁”;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4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将军题词已模糊，当年负责修建此崖刻的人程怡福上校之子程庐屏先生认为应是“剑扫扶桑”;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军军长李文题词“气壮龙门”。该崖刻现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强渡黄河建奇功。指的是河津船工驾船摆渡协助人民军队渡过黄河的故事。

协助王震大军抢渡黄河。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河津作为通往大西北的一条重要的战略通道和军事补给线。当时，国民党胡宗南、马鸿逵部驻守在黄河西岸，他们妄想凭借黄河天堑，阻挡解放军渡过黄河，解放大西北。

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强渡黄河参加宜瓦战役”的命令，1947年8月，王震司令员来到河津，进行战前准备。迅速成立了禹门口船工大队，任命张侯娃为船工大队长，把禹门口的数百只木船和400多船工编为11个小队，34个小组，所有船只归船工大队统一指挥。同时要求在两个月内，再高标准、高质量地建造10只大船、40只小船和60个牛皮筏子。8月份的晋南大地，可谓说是酷暑难耐，但龙门儿女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顶风沙，冒酷暑，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提前完成了造船任务。

1948年2月23日，在规定期限抵达起渡地点。随着王震司令员一声令下，打响了渡河战役。首先强渡的第七一七团四连由副指导员徐邦全任组长的13勇士强渡小组，在炮兵连6门山炮的掩护下，于当天黄昏，乘船登上了对岸，激战数分钟，占领了四处滩涂阵地，掩护主力陆续登岸投入战斗。随后，600名先遣队勇士乘着5条大船、15条小船、25个牛皮筏子，向下游方向划去，在苍头村黄河西边顺利登岸，随即包抄了驻陕西韩城下峪口的马鸿逵部，经过激战，解放军占领了下峪口一带。随后，解放军又一支部队在西禹庙南100米处上岸，全歼了西禹庙内的守敌，为后续部队向西进军杀开了一条血路。

此次渡河战役，从2月23日至3月8日，整整14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二纵队的7万余名官兵及大批军用物资安全渡河，胜利完成了西进大军的渡河任务。700匹战马未丢一匹，2600余头骡子未丢一头，5000余箱子弹未湿一箱，数百门大炮未掉一门，渡河战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那么王震将军为什么选择禹门口强渡黄河呢?当时在壶口下游的圪针滩渡河还是从禹门口强渡很难选择，前者平稳安全，但多费时间，后者一可攻克韩城减少对宜川战役的压力，二可快速到达瓦子街，但禹门口河水湍急，地势险峻，敌人戒备森严，强渡风险大。但王震将军认为：禹门口强渡虽然风险大，但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便下定决心从禹门口渡河。方案报野司后，彭德怀表示忧虑，虽不赞成冒这个险，但也欣赏王震在过河战略上的一步高棋。方案报中央军委，毛泽东支持了王震意见，他说“王震这个人呐，他说能过得去，就一定能过得去的”。

后来，毛泽东问到西野二纵为什么要强渡禹门口?王震说是出乎敌人的意外，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毛主席说：“啊!你还懂得点辩证法呀。”诗人柯仲平路过禹门口，听说王震率二纵强渡黄河的险情，大受感动，不禁临风高唱：“路过龙门想王震，将军原本是工人，工人领导闹革命，功盖大禹凿龙门。”

在渡河中，船工大队先后有11名船工被敌人炸伤，英勇牺牲。渡河第一天(正月十四)龙门船工原根榜、原掌印、原五子被西岸敌军枪弹射中，英勇牺牲。正月十五，龙门船工卫察娃、王本成、原小娃、卢中学、原蛮娃、原有屯等在运送物资过程中，渡河船只被国民党飞机炸沉，英勇牺牲。他们是为了大西北人民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协助杨得志19军团西渡黄河。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杨得志司令员率领第十九兵团西渡龙门，参加解放大西北战役，5月4日，河津县委、县政府奉命成立支前委员会和渡河指挥部，迎接大军渡河。禹梁10分区成立了河津禹门口渡河指挥部。神前村成立了支前接待站，参加人员有原志诚、郭接印、原克恭、原起焕、杜满娃等。渡河指挥部组织船工开展渡河训练。19兵团从5月下旬到6月上旬陆续从稷山、河津开向禹门口。6月1日，我19兵团187师560团进驻神前村，官兵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露宿黄河滩。船工们积极摆渡，仅用5天时间就把19兵团全部渡过河去，又用5天时间将大批军用物资运渡过河，共协助19军团和其他部队的五个补充师、一个地方师共20万大军渡过黄河西进。

另外，河津县组织650名青壮年参加有120副规模的担架队，随十九兵团后勤部渡河出发。河津担架营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做出了不少贡献，曾受到西北野战军、上级地方政府的表彰和嘉奖。杨得志司令员对河津人民支援解放军渡河西进，组织担架队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

白求恩大夫西渡黄河。1938年3月3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从香港经武汉、临汾来到河津。当时,河津县城到处是阎军和伤员，白求恩大夫在城内一家私人药店高价购买了一卷纱布,给伤员使用。3月4日,白求恩大夫以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为中国伤员精心治病包扎伤口,并以此庆祝他来中国后第一个生日。3月6日，白求恩大夫来到禹门口，当晚在禹门渡口码头休息。3月7日，白求恩大夫在龙门乘坐运送物资的大木船西渡黄河，月余后辗转到达延安。

(五)河津在解放大西北时的贡献。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晋冀鲁豫军区：迅速向临汾以南的河津、风陵渡方向进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坚次打击胡宗南侧后，有力配合陕北我军作战。4月8日凌晨，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旅旅长周希汉率部到达河津县城附近。台头庙敌军听见城东狗叫，吓得鸣枪逃跑，城内留守的一个班，听到枪声，押着共产党员毛收子等40人准备到西门外枪杀，恰遇人民解放军从西门进城，结果敌人全部缴械投降，毛收子等也被解救。十旅旅部进驻河津县城，当日又进军禹门口，留一连驻防禹门渡口。至此，河津宣告解放。河津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中共河津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也积极踊跃支援前线，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保障本县驻军供应方面，从1947年夏季起，除保障晋绥二军官兵生活补给外，1948年春节前后，西北野战军一、二、三纵队，六纵队一部分，以及后勤部、被服厂、手榴弹工厂和医院及家属队陆续进驻河津重点乡镇。从1947年夏季起，晋绥军区二、三纵队和西北野战军六个军，均在河津驻有留守机关。河津广大城乡驻扎解放军的机关、学校、医院、后勤等部门人员不下10万人。河津人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拥军优属，供应驻军粮食、蔬菜、住房。截至1949年6月，十九兵团西渡之前，河津人民供驻军人员粮食800石(每石300市斤)，马草料(包括麦麸等)总计不下150万斤，瓜果、蔬菜、猪羊肉等副食品10万斤以上，送棉衣、棉被、鞋袜5万件(双)以上。河津人民不仅保障了驻军的物资供应，而且经常排演文艺节目与部队联欢。1949年2月10日至12日，河津县委召开了全县1000余名干部参加的拥军优属生产动员大会。11日，全县3000余名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接受县委、县政府和驻军领导的检阅。12日(元宵节)，有35个村的秧歌队进城为广大军民进行了文艺表演。西北野战军留守单位与县委联合举办了解放战争胜利和生产展览会，进城群众达45000余人，军民同乐，盛况空前。为了支援全国解放，全县农民积极生产，多缴棉粮。据太岳新划区晋南区统计，1948年，河津完成公粮任务中，计交小麦40122石、小米5904石，交饲料10200石、军鞋39701双、棉花45397斤。另在河津汾南征小麦6480.28石，折小米4320.19石;征饲料842.7石，折小米171.35石、土布1544.4丈。据吕梁区统计，1948年，河津支援陕北，交公粮73538斤、猪肉20000斤，交军鞋10000双。河津把征到的公粮送往陕北，主要靠驴骡驮运和农夫背挑送到吉县小船窝渡口;送往太岳根据地的公粮，由牛马大车送到曲沃、侯马。

(六)河津市革命老区建设

河津市的红色革命文化底蕴厚重，内涵深刻，其教化作用和激励作用尤为明显。目前,河津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有7处,内容大体分四类，一是反映河津党组织的光辉革命斗争历史，二是弘扬革命烈士、爱国志士的革命精神和家国情怀，三是赞颂抗战英雄的民族气节，四是讴歌河津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北里村革命老区。北里村是我市革命老区之一，1938年日寇侵占河津后，经乡吉特委批准，中共河津地下县委迁至北里村，县委书记马平定利用北里特有的地理环境和淳朴厚道的人脉关系，开展隐蔽斗争，指导全县工作，当时北里村是河津地下县委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

1948年初，王震大军从禹门口渡河时，后方医院就驻扎北里村，当时的院长为陈新、副院长为王逐北，院部设在村东大财主李光远的院里。不久，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西府、澄合、荔北等重要战役，二纵先后伤亡6000多人，部分重伤员被转送到这里治疗。

新兴村红色教育基地。新兴村是河津市的革命老区，原名张家庙，村风古朴，民情淳厚，是抗日时期河津县委所在地。中共河津地下县委旧址位于新兴村，包括有“中共河津地下县委旧址”、“姚银德烈士故居”、“冯保娃居住过的地方”和“中共河津地下县委联络站”等多处革命场所。1938年3月5日，日军侵入河津县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河津县委先驻北里，后驻张家庙(现新兴村)。在此期间，河津县委组织走向发展壮大，标志着河津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被誉为河津的“延安”。1938年开始，当时中共乡吉地委的通讯联络站设立在该村，乡吉地委在这里多次召开重大会议，河津地下县委驻扎在这里，同时还有北坡区委、张家庙支部。新兴村同时有村、区、县、地中共四级党组织在该村活动，策划和领导了晋西南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2005年，为了不忘革命历史，追溯红色记忆，新兴村党支部、村委会确定了开发红色资源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建设了河津革命老区新兴展览馆，恢复了中共乡吉地委、河津地下县委旧址，修缮联络站、早期共产党人以职业掩护工作的场所，烈士故居、功臣故居等五处景点，再现了河津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斗争的艰难光辉历程，并多方搜集旧址、故居的遗物，在展览馆陈列了部分照片、器物、书籍文献等展品，唤起大家缅怀历史，对早期共产党人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和对党忠诚精神的由衷敬仰。

(作者：中共河津市委副书记 李昭阳)

责任编辑：张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