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把握好错峰发展时间窗口

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1年1月)在京举行。本期分析会聚焦“放眼2021：中国经济修复的挑战与对策”。

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显示出了较强的韧性，迎来了再次与发达国家错峰发展的时间窗口，但内外多重挑战仍存，我们应为此做好充足的准备。从宏观政策看，2021年逆周期政策回归常态化应循序渐进、避免政策悬崖效应，保持政策连续性、可持续性和调整弹性。2021年的经济增速统计将显著好于2020年，但尤其需要从供需、行业、企业、收入分配等经济结构性层面出发，帮助微观主体克服实际困难，避免高景气统计与实体经济艰难的过度背离。此外应加大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避免政策内耗。

应对全球变局，利用好错峰发展的时间窗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韧性，每当全球经济发生危机或衰退时，中国经济往往成为逆周期的力量，并因此获得与发达国家错位发展的机会。按照2008年以来中美之间经济差距的线性趋势值来估算，到“十四五”收官的2025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GDP的80%，如果进一步假设中美在后疫情时代实际增速保持4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2025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GDP的85%。因此，新冠疫情虽然重创了全球经济，但从经济相对表现方面，却是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次错峰发展窗口。

报告认为本次错峰发展的机遇尤为宝贵。为了把握好本次错峰发展窗口期，除了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包括提升科创水平在内的八大重点任务、长期任务之外，报告建议短期内应重点在以下几点取得突破：

一是全面塑造自由贸易的国家形象。积极加快海南自贸港的改革措施落地、推动香港经济社会重启、积极加入CPTPP，同时努力将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进一步缩短，争取在全球营商环境排名更靠前。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还有助于重拾我国与欧美各方的经贸关系“压舱石”，增加其与中国发生政经摩擦的成本。

二是加强双边经贸往来与区域合作。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国际贸易额增速、各国贸易依存度下降，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加剧了逆全球化潮流的涌动，单靠我国的力量难以顺利推动全球一体化。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尽快加强与欧盟、日韩、东盟的双边及区域经贸往来，巩固好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现状，加快推动与各国RECP落地的谈判，尽早落实中欧投资协定的具体细节。

三是加大国企改革的步伐与力度。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下如何实现公平竞争是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关键问题，要根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要求，将做优做大做强国企与国企的市场化改革统筹推进，取消对国企的特殊待遇。

宏观政策回归常态化应循序渐进，避免“政策悬崖效应”

由于2020年经济增速的低基数，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2021年经济同比增速将有较大提高，稳增长压力相对较小，为宏观政策回归常态化提供了一定基础，但应谨慎避免逆周期政策退出过快带来的“政策悬崖效应”。

报告指出，一是要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组合应长期坚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政策支持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的财政支出强度，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发挥更大作用，并且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投资力度，对“卡脖子”环节加大补贴和投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同时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多渠道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

二是要保证宏观政策组合的可持续性。一方面，经济逐步恢复常态化运行，需要稳妥退出一些临时性的救助政策，避免经济主体对救助政策形成依赖，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另一方面，除少数国家重大项目以外，财政与货币政策支持的方向和领域应当具有自身的造血功能，正向发挥宏观政策的乘数效应，从根本上保证政策的可持续性。

三是注重保持宏观政策的调控空间与调整弹性。面对2021年下半年可能出现的较低增速，需要对抗疫支持政策逐渐撤出后，市场主体能否恢复元气，居民消费意愿能否明显回升保持高度敏感性。此外，即便按照2021年能够实现经济增速9%的乐观估计，2020年与2021年两年合计的平均增速也不到6%。

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不应仅关注总量，更应注重结构视角

2021年经济增速压力较小，这也为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本身的失衡提供了一个机会，宏观政策应着力缓解供需、行业、企业以及实体与金融之间的不平衡。此外，收入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不仅直接关系到经济“扩内需、促循环”的效果，也关系到社会运行的稳定，收入分配问题在宏观政策视角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

报告指出，一方面要关注经济结构失衡和微观主体面临的实际困难。放眼2021年，在总量宏观政策相对确定的情况下，调控政策应当更加注重结构视角，努力克服后疫情时代经济结构的不平衡问题。

一是着力缓解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建议从以居民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破局，加快解决国内由于行政性限制举措，而导致汽车、住房等部分消费受限的状况。

二是着力缓解不同行业修复的不平衡。当前工业恢复仍快于服务业。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就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一失衡也将对经济复苏形成拖累。建议在临时性救济政策退出的同时，对疫情冲击较大的服务类行业制定新的、长期的扶持计划，实现产业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兼顾与平衡。

三是着力缓解不同规模企业修复的不平衡。当前大型企业恢复快于中小企业。从PMI景气指标看，大中型企业当前已经稳定在扩张区间，而中小企业景气指数时常位于荣枯线以下。建议全力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考虑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及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进行发展创新，并制度化、长期化。

四是着力解决实体与金融的不平衡。2021年应加大力度引导金融支持实体并继续向实体让利，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良性互动。这需要多头并进，包括着力推进“僵尸”企业以及低效无效资产在金融市场快速市场出清、盘活金融存量，引导好金融资产投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传统产业升级，加大普惠金融力度，等等。

另一方面，在全球量化宽松背景下，政策需要特别关注收入分配结构。报告结合我国扩大内需的现实要求，建议在收入分配结构角度尽快采取以下政策：一是借助产业政策改善人力资本结构。二是不断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三是增加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四是增加公共物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教育均等化力度、完善医保和养老体系，加快缓解居民部门内部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

第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随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下滑叠加债务风险累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空间有所收窄，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同性要求也越来越高。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围绕是否需要进行“赤字货币化”的问题，我国财政部门与货币部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凸显出完善政策协调机制的重要性。

上述因素决定了我国加大宏观政策协调性的必要性以及复杂性，报告对于完善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性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政策组合搭配应以稳为主。2021年的宏观调控要以稳为主，避免调控部门的多项政策目标之间的掣肘加大。货币政策不宜过快收紧，建议保持稳健基调。财政政策边际调整，但同样不宜大幅收紧，建议专项债额度设置为3.2万亿元。其次，在操作目标上达成一致。建议2021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形成合力，以稳定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为共同目标。第三，加强包容性政策的边际创新。充分利用现有政策框架，通过制度创新积极探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

责任编辑：张煜